“甩石头、掺沙子、挖墙脚”，这是高明的统治者惯用*治手段，是打击敌人的“三大法宝”。雍正用这三宝打倒*中大老虎年羹尧；毛泽东用这三宝解决林彪集团。
而在行*区划中“掺沙子”，则是中央反制地方的制度设计。时至今日，中国能拢住13亿人，不散摊子，这件事价值巨大。只是我们每天身处其中，感受不到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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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比中美两国地图，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美国州一级的行*区划都是规规整整、横平竖直的。
但是中国省一级行*区划，都是犬牙交错，很不整齐。这是因为，自古以来，中国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超大国家，最核心的难题是遏制地方分裂势力。
中国古代的中央*权，被外族侵略和农民起义击垮的很多。但以地方反抗中央，得逞的例子却很少。
即使是唐末藩镇，也只是长期割据，不服中央管而已，还没到能反过来击溃中央的程度。安史之乱最终也得以平定。
02
中国人处理这个问题的*治智慧，主要体现在行省区划的制度设计上。
我国划分行省疆界的原则有两个：“山川形便”和“犬牙交错”。
“山川形便”是大原则，就是按照方便的原则，根据山川的自然形式去划分，如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。
山川形便既方便居民生活，也有利于*阀割据。所以，还需要各行*区之间“犬牙交错”。就是故意破坏自然地理疆界。
比如，自古以来，河南省都有一部分在*河以北，有时甚至深入河北内部。同样山东省也横跨*河南北。
长江也是同样安排，沿岸各省绝不会严格划江而分，而是一定会两岸交错。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长江、*河这样的天然隔绝线割据自立。
比如，秦帝国征服岭南地区（南方五岭以南，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粤东和湘、赣等五省区交界处）以后，没有完全按照南岭划界，而是故意把南岭以南的桂阳县（今广东清远市西北地区）划归北边的长沙郡，而把南岭以北的一部分划归岭南的象郡（今广西）。
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，这个划法非常英明。秦末天下大乱，赵佗趁机在两广地区割据，建立南越国，并给汉文帝写信，提出完全按照南岭划分边界，被汉文帝婉言谢绝。但当时的大汉帝国国力还不够强大，还不足以收复南越。
经过“文景之治”，到了汉武帝时国力足够强盛。一路主力汉*就从长沙郡内的桂阳县发动攻击。桂阳县位于南岭以南，南岭这个天险也就失去作用。南越*队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汉*在做*事准备。汉*短时间内攻入南越，很快消灭割据势力。
03
让行*区划和自然分界线不一致，看上去错得很荒唐，也一定会妨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，管理起来也不方便。但这种刻意的“错”，背后有着深谋远虑的*治目的。符合“犬牙交错”原则的省区划分实在不少。
四川的地理环境相对孤立，群山环抱一个富饶的盆地，很容易有独立倾向，所谓“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后治”。解决办法就是把在自然地理上更应该属于四川北部的汉中划归陕西。
这样一来，四川北部门户大开，秦岭不再成为屏障。如果四川有独立倾向，中央*队可以从陕西汉中一路南下，轻松平定叛乱。
陕西因此成了一个“三截”省份：北部的陕北、中部的关中平原、南部的汉中。这三个部分，气候、文化、习俗甚至语言都差别很大，但却被故意合并在一个省中。
从地理上看，汉中地区和四川、重庆是一体的，汉中和重庆可以作为四川的*事屏障，历史上它们曾经也属于一个行*区域，就是益州。
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提出，先取荆州为家，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，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。
孔明曰：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……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*以向宛、洛，将*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*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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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典型的例子是江苏、安徽这两个省的由来。
刚开始没有这两个省，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，定都南京。以南京和他的家乡凤阳为中心，划了很大一块区域，作为首都的直隶省，史称南直隶省。
清朝建立以后，这里改称江南省。江南省是当时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。清初时，江南一省上缴的赋税额就占了全国赋税总额的近三分之一。不仅经济富裕，江南省的文化也很发达——天下英才，半数尽出江南。
为了预防有人利用强大的江南省割据造反，顺治18年（年），清廷果断决定将江南省一分为二，而且这个一分为二一定要竖着分，而绝不会横着分。
这样做的原因在于，江南省虽然富裕发达，但内部也和中国整体一样，南富北穷。如果横着划分，以后南北两省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，国家整体结构也会因此受破坏。而竖着划，分成东、西两个省，就让两个新省都同时都有南边一块北边一块，这就非常均衡。
于是，江南省就被竖着一分为二。东侧部分，取其中两个城市江宁（南京）、苏州的各一个字，称为江苏；西侧部分，取其中两个地区安庆、徽州的各一个字，称为安徽。这就是江苏、安徽两省的来历。
当然，竖着划分在解决了整体结构的问题同时，必然带来一些新问题，比如江苏省内南北经济差距很大，苏南人往往看不起苏北人。但这些问题相比较国家整体结构不稳固来说，要小得多。
05
可以看出，行*区划绝对不是个小问题，它关系到能不能成功建构一个超大型国家组织，中央能不能在不动用*事力量的前提下就对地方势力有制约能力。
所以，这不是个管理问题，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构造问题，也就是“宪制问题”。
这种“掺沙子”的*治智慧，是我们祖先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，一点点摸索、一点点修正，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，有了挫折就吸取教训，这么慢慢积累出来的。
作为一个*治实体的“中国”，不是“自古以来”“自然而然”形成的，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，最终构建成功。
中国人的老祖先构建的超大型国家组织，不仅大，还强韧，垮掉后还能复原，直到今天还让我们这些后辈享受“大国红利”。这个成就，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够做到。
北京讲武强*尚武有我有你。